利瑪竇的驚歎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2月6日,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抵達南京,寄寓於三山街承恩寺。他在《中國劄記》中,記載了他見到的南京:"在中國人看來,論秀麗和雄偉,這座城市超過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這方面,確實或許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與它匹敵或勝過它。南京承恩寺歷史街區的最後景象(2004年8月,姚遠攝)它真的到處都是殿、廟、塔、橋,歐洲簡直沒有能超過這些的類似建築。在某些方面,它超過我們的歐洲城市。"

時過境遷,利瑪竇所見的南北兩京,在20世紀的歷史變遷中漸漸失去了往昔的面貌。而在利瑪竇的故鄉–威尼斯、那不勒斯、佛洛倫薩等義大利古城卻因完好保存,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例如義大利的博洛尼亞,左翼政黨主導的地方議會幾十年來堅定而巧妙的與房地產商進行了鬥爭,使這座擁有三道城牆和主教堂、市政廳、鐘塔的歐洲名城得以整體保護。

可見,在義大利,城市化也曾帶來過深刻的社會、文化衝突。在西方,在城市化–這一被大衛•哈威稱之"工業資本主義的擴張所創造的人造環境"的進程中,"城市和街區的佈局和建築風格,反映了社會中不同群體的鬥爭和衝突"(曼紐爾•卡斯特爾語)。因此,城市保護議題正是傳統遭遇現代的產物。

對於中國,傳統遭遇的卻是現代化和西方化的雙重衝擊。在現代是否等同於西化的世紀爭論中,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城市似乎已經拋棄了自己的傳統。所謂"拆舊建新","千城一面",城市空間裡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背後卻是文化自覺的蒼白。

利瑪竇禮贊的中國城市,它的傳統不應在城市化中被漠視。在我們的城市規劃傳統中,有明北京依據《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成為傳統營國禮制的典範。而明南京城則根據地形設計的不規則城池,體現了《管子》所謂"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的思想。

城市傳統也表現在微觀的尺度和形態。在平面尺度上,如元大都城街制"自南以至於北,謂之經;自東向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析津志》),而四合院"定制以地八畝為一分"(《元史•世祖本紀》);在空間形態上,"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栱,及繪藻井,惟樓居重簷不禁"(《明史•輿服志》)。得益於此,中國的古代城市以其固有的尺度、肌理和韻律,在宏觀的秩序和微觀的多樣性中實現了平衡。

今天,透過《皇都積勝圖》、《南都繁會圖》、《盛世滋生圖》、《康熙南巡圖》等"圖會"和《帝京景物略》、《日下舊聞考》、《客座贅語》、《揚州畫舫錄》等筆記,我們仍可窺見盛時北京、南京、蘇州、揚州等城市的華美景象。實際上,傳統社會的"有限國家"既無心也無力去徹底改變一座城市悠遠的傳統風貌,因此,在漫長的前現代社會,城市的文化自覺尚不成為一個問題。

喜仁龍和朱偰的憂慮

日本東禦市海野宿歷史街區(姚遠攝)

中國傳統城市景觀的劇變來自現代化的衝擊。現代的政府、大學、銀行等等工業文明的產物湧入中國都市,成為改變城市傳統面貌的主要力量。為解決首都的交通問題,北洋政府於1914年起由內務總長朱啟鈐主持,拆除部分城牆和甕城用於修建環城鐵路,打通封閉的皇城,拆除位於天安門兩側的千步廊。

這些變遷卻讓瑞典人喜仁龍(Osvald Siren)深感憂慮。"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築,才敢高聳于這些古牆之上,象一個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壞了整幅畫面的和諧,蔑視著城牆的庇護。"這是他在1924年出版的《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中寫下的話,他追問:"有多少有前廊和巨大花園(裡面設置著充滿奇趣的假山和亭閣)的古老住宅被夷為平地,而讓位為半新式的三、四層的磚造建築?有多少古老的街道被展寬,多少皇城周圍華麗的粉紅色的宮牆為了鋪設電車軌道而被拆毀?"

1936年,時年29歲的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偰則在《金陵古跡圖考》中疾呼:"自今而後,實已入於一新的階段,新式之建築,近代之工業,已隨所謂‘西化’而俱來;重以街道改築,地名改名,房屋改建,今日之南京,實已失其本來之面目,而全然趨於歐化矣。試登清涼山,北望新住宅區,或登北極閣,南望城中,則見洋樓櫛比,紅屋相映,有不駭然而驚於變化之速者乎!新都之氣象,固日新月異,然而古跡之淪亡,文物之消滅者,乃不知凡幾矣!"

這些話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但我們並不能忽略一段鮮為人知的歷程。早在1906年,清政府就頒佈過《保存古物推廣辦法》,1908年民政部發佈文告"諮行各省調查古跡",1910年學部再次通知各省"飭將所有古跡切實調查,並妥擬保存之法"。辛亥革命後的1916年,北洋政府民政部頒發《為切實保存前代文物古跡致各省民政長訓令》和《保存古物暫行辦法》,並發出《通諮各省調查古跡列表報部》文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於1928年設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29年發佈《名勝古跡古物保存條例》,1930年制定中國歷史上第一條文物保護法律《古物保存法》。

在對現代的渴求和對西方的嚮往如此濃烈的近代中國,靠紙上的辦法、訓令、條例完全阻止古跡的拆除,未免過於理想。但在那個時代,直面城市變局的先行者們,確實已經開始思考:要保護古跡,新城又當如何建設?

1929年,國民政府聘請美國建築師墨菲(Henry K. Murphy)等"使主其事",制定了南京規劃方案《首都計畫》,稱"本諸歐美科學之原則",以"吾國美術之優點"作為規劃的指導方針,建築提倡"以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而此前,墨菲設計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也都採用了中國傳統建築樣式。五四以後,基督教會積極推行"本色化運動",教會大學建築就是當時"中國化"政策的反映。無論是政府還是教會,上述理念均可認做是民族主義時代思潮的產物。

五四以來的知識界中,竭力"保存國粹"、"整理國故"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而對於城市而言,古城亦在保存和毀棄中搖擺。但從全域來看,保存中國"固有之文化",建設中國"固有之建築",仍是當時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因此,這就排除了"徹底改造舊城"的可能性。

我們時代的文化自覺

1950年,梁思成和陳占祥提出了保護老城,另辟新區的"梁陳方案",可惜未被採納。此後,梁思成又熱情讚頌"民族形式"的新建築,也遭批判。歷史走上了與梁思成理想相反的方向。然而,放在20世紀的大歷史來看,從《首都計畫》到"梁陳方案",從"固有形式"到"民族形式",呂彥直、梁思成等幾代中國人,是否都試圖憑藉中國的文化自覺,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現代之都呢?

計劃經濟時代,雖有過種種改造舊城的計畫,但因國家能力有限而未能實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被壓抑許久的城市化得以再啟,但無疑,文化自覺在這次城市化浪潮中處於一個相當次要的位置。

在今天的北京街頭,你會看到這樣的奇妙組合:源自蘇聯史達林時期莫斯科規劃的環行路,而路旁的摩登大樓分明卻有拉斯維加斯的影子。中國的城市似乎把美國,特別是美國西部的生活方式作為了城市化的全部,甚至成為現代化的參照系。結果,加州式的高速路或紐約式的摩天樓傲慢地從老城碾過。可這些睥睨四方的"新地標"–巨蛋、鳥巢、大褲衩,這些域外設計師的作品,又有多少是懷著對中華文化的"溫情與敬意",而非是"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呢?

也許中國城市管理者對美國城市化的理解,"想像"的成分多於事實。實際上,保護城市遺產也是美國城市化的自覺行為,早在1966年聯邦政府就頒佈了《國家歷史保護法》,例如紐約就保護了30年以上歷史建築等單體地標1027項、歷史地區74處。整體保護歷史城區,乃是發達國家步入後工業社會後彰顯文化自覺的共識,例如1962年法國《瑪律羅法》和日本1975年《文化財保存法》,又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6年《關於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1987年《保護歷史城鎮與街區憲章》。

今天,一些國人自以為造高速路、摩天樓是現代化,"保護老古董"是抱殘守缺,豈不知城市遺產保護恰恰是"後工業"、"後現代"的思想,比前者的理念差不多領先了一個世紀。可是,南京的朱偰和北京的梁思成一樣,似乎正因為是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反而不斷落入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境地,而五十年後的今天,呼籲保護古城的人們卻依然面臨著和梁、朱同樣的困境。

4年前,利瑪竇住過的承恩寺被拆除,原址建起了一座大型ShoppingMall"水遊城"。我們正不斷地將美國郊區的生活方式複製於中國古城的歷史核心區。我們的城市化,是否迷失了自我認同,是否失去了文化自覺的能力?在城市化的文化自覺重建之前,我們還將繼續付出多少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