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亞洲週刊]二十二卷三十二期 / 李韡玲

【編按】來自愛爾蘭的天主教耶穌會神父余理謙,六、七十年代在香港意外的參與了珠海事件、中文運動、保釣等運動。他的理想主義色彩及維護公益的信念,培養了一批日後在街頭運動和商界都表現出色的精英。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名來自愛爾蘭的天主教神父余理謙(James Hurley)到香港傳教,卻意外的在這火紅的年代,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他參與了珠海事件、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他的理想主義色彩,重視公義思維,影響了一批學生,他們不管是從事街頭運動,抑或日後在商界衝鋒陷陣,都不甘平凡,成為出色的精英。余理謙今年八十一歲,對往事娓娓道來,仍寄望大家繼續關注社會,維護公義。

這一位年輕時外型像極好萊塢影星格力哥利.柏(Gregory Peck)的耶穌會神父,最初的志願是要當一名職業愛爾蘭棒球手(Hurling)。結果大學畢業後,他步上哥哥的後塵,加入耶穌會修道去。

一九五二年,二十五歲的余理謙,以修士身份被修會派遣東來,學習廣東話。目的是像他的同門師兄利瑪竇神父(Matteo Ricci)一樣,向中國人傳揚天主教義。其時,中國大陸已經由共產黨統治,新政府是無神論主義者。原本要到廣州去的他,最終落戶香港。在偶然底下,卻與動盪的時代接軌,參與了一個又一個社會運動。

「因為一九六九年的珠海事件,我認識了Father Hurley(余理謙神父)。」《七零年代雙週刊》創辦人之一、目前是香港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總監莫昭如說:「最初的印象是,他是個會得講流利廣東話的『鬼佬』,一個受解放神學影響至深、對社會不平事義不容辭的激進神父。」莫表示:「當年我們,包括吳仲賢、岑建勳等等,一班搞學運的年輕人,都視他為兄弟,很老友。雖然他信耶穌,我不信。」

一九五五年,年輕的余理謙修士被派遣回祖國愛爾蘭繼續他的神學課程。一九五八年畢業並晉升神父。一九六零年調回香港,經過了一年時間重溫他快要忘記的中文和廣東話之後,一九六一年,他應聘到由台灣當局開辦的專上學院–珠海書院(當年校址位於九龍窩打老道和亞皆老街之間),出任英文系講師(他畢業於愛爾蘭國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最愛的作家之一是莎士比亞,最愛的莎劇是《王子復仇記》,即《哈姆雷特》)。一九六三年他成為該系的系主任。

一九六一年,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成立。當時的香港教區主教白英奇(Bishop Lorenzo Bianchi)委派了一位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擔任講師的耶穌會神父出任導師。一九六三年,該神父離職到美國深造,白主教即調派余神父填補空缺,直至七二年被修會調往菲律賓擔任新工作為止。

六十年代的連串「運動」對當時的青年尤其是大學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衝擊。一九六六年,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同年,香港天星小輪加價五仙,青年蘇守忠(後出家為僧)絕食抗議;同年,美國各地大學校園出現反越戰浪潮。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左派策動「反英抗暴」運動,即「六七暴動」。當時,稍為關心社會、民族命運的專上學生莫不站出來組織論壇或投稿到相關刊物一舒胸懷。

當日一班珠海書院學生就因為對這些大是大非討論得太高調,遭學校當局警告。於是有十二位同學聯合執筆,寫出校方如何壓制言論自由,並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文章刊登在當時的《大學生活》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學校下令開除這十二位同學,理由是:「他們不適合在本校就讀」。

這個理由當然不能服眾。學生多次要求學校解釋,不果。於是,學生會領袖之一吳仲賢(當時是數學系最後一年生)跑去找很受學生們歡迎的余神父幫忙。吳仲賢此後長期從事街頭民主運動,並於八十代代出任星島報業的高層,於九四年因癌症病逝。

「我一次又一次到校務處跟負責人理論,答案都是他們不適合在珠海讀書。」余神父說:「校長不肯見我,校方就認為我多管閒事。我記得這十二位同學當中,有個是和尚。」余神父與學生們召開記者會並發起靜坐抗議,地點就是珠海書院正門入口處,日期是九月十三、十四兩日。來支持的除了其他院校學生外,還有從澳洲念書回來,正在拔萃女書院任教的莫昭如。余神父說:「我沒有參加靜坐,但我每日去給學生們打氣,繼續代表他們跟校方周旋。」我問余神父:「你修會的長上容許你『搞搞震』(搞事),不守本分嗎?」他哈哈的笑著說:「但凡關乎正義的事,耶穌會都會支持。」

珠海書院事件六九年底曲終人散,被逐離校的學生唯有離校。余神父呢?「校方只跟我續約一個學期,即是七零年spring term(春季課程)開課前我必須離開。」余神父撥一下仍然濃密的一頭白髮說:「時間一下就過去了,吳仲賢以及那位和尚都先後去世了。」這就是生命啊!

曾傳聞因為珠海事件,教育司署將余神父除牌,不准他再當教師。余神父對此說法搖搖頭,答道:「沒有啊。是我自己不想再執教鞭而已。」

余神父也在「六七暴動」中號召學生協助公共交通維持順暢。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在左派工會高喊「反英抗暴」的口號下,六七暴動正式揭開序幕。示威、集會、土製炸彈,無日無之。學校停課、公司休業,就連電車工人也不敢上班。當時有個現象:電車只有司機,沒有人肯去當售票員。「電車公司來跟我商量。」余神父回憶道:「剛好大專學生開始放暑假,我就呼籲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同學們到電車當售票員去。結果一呼百應,一直做到大學開課才停工。」

事後,電車公司還特別設感謝宴,並致送錦旗以表謝意。一九六七年的左派人士暴動浪潮,亦在十二月中周恩來向香港左派喊停而告一段落。

支持中文成法定語文

六十年代末開始推動的中文運動,余神父也參與其中。大學時主修文學的余理謙神父曾經表示:「英國的莎士比亞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另一位就是我們愛爾蘭的國父皮爾斯(Patrick Pearse),他是一位作家、詩人、大律師、教育家、社會運動家、革命家。為了爭取愛爾蘭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為了爭取愛爾蘭文成為愛爾蘭的法定語文,一九零八年,他在都柏林創辦了St Enda’s學校,以愛爾蘭文及英文授課,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母語。皮爾斯深信只有母語才能夠加深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

「Pearse是個愛國者。十六歲已經加入了蓋爾語聯盟(Gaelic League,Gaelic就是愛爾蘭語),並於一九一六年初與有志推翻殖民地政府的朋友們組成了Easter Rising,進行抗爭。可惜在同年五月三日他被殖民地政府判處死刑,得年三十七歲。」

倒下了一個皮爾斯,還有千萬個皮爾斯前仆後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愛爾蘭正式脫離英國,宣布獨立。愛爾蘭語Gaelic亦終於成為法定語文。今日,所有愛爾蘭學校都是Gaelic語英語並用。這個情況與香港十分相似。

「我反對殖民主義。」余神父語氣堅定地說:「我支持中文成為香港的法定語文。所以,當年《七零年代雙週刊》因為搞這個運動到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來借地方開會時,我無條件借給他們。我記得當日來開會搞中文運動的除了吳仲賢、岑建勳、莫昭如之外,還有劉千石。」

對於余神父,劉千石說:「他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影響我至深。我當日還是個未夠二十歲的工廠仔,因為響應《七零年代雙週刊》鼓吹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而加入他們的行列。有一天,吳仲賢叫我找個地方開會,地點必須在九龍,於是我在別人的提議下跑到界限街明愛中心六樓的天主教大專聯會借地方去。當值的學生說都訂滿了。我當然十分失望,正要離去的時候,一個講廣東話的『鬼佬』出來問我借地方的原因。我說了。鬼佬點點頭,轉身問剛才那位同學可否調動一下時間表,好讓我們借用。事情就這樣解決了。這個鬼佬就是余理謙神父。我在他身上學習到予人方便、信任和友善的美德。」

六七暴動後,反殖民地意識日漸高漲,且有感母語不被重視,一切以英文為準,形成政府與一般市民溝通不足,容易引起怨氣與社會動盪。於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號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首先提出,應把中文和英文並列為官方語文。星星之火從此開始燎原。一九七零年,香港民間團體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大力展開。劉千石說,為了這個運動,他寫了平生第一張傳單。在各方的壓力下,政府成立了「中文研究委員會」,研究官方使用中文的可行性。一九七四年,通過立法程序,承認中文具有法定地位。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真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民族意識的抬頭,青年對社會責任的覺醒,就像愛爾蘭國父皮爾斯一樣,深深體會到,有尊嚴的人民怎麼可以永遠生活在殖民政權的統治底下呢?

這不單在經歷連串社會運動的香港青年心中悄悄萌芽,就連遠在海外的華僑和華人留學生也按捺不住了。這團火什麼時候爆發,是遲早的事。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美國答應日本將於一九七二年把琉球群島,包括屬於台灣的釣魚台一併交給他們。消息甫出,全球華人震怒。雖然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分別發表聲明,申明釣魚台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可是,當時中共正與日本談建交,同時需要美國的支持,以便進入聯合國,只好啞忍。台灣呢?弱國無外交,結果也是啞忍。

曾經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回憶道:首先發起運動的是一群留美華人學生。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們集合了來自美國各大學的中港台留學生,到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示威,高呼「保衛釣魚台」。消息傳到香港台灣,香港的教師、學生組成「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全港市民上街示威,高喊「保衛祖國領土完整」。台灣的大學生也打破戒嚴令,首次走上街頭及向美日使館示威抗議。

在這個運動中,當年身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神師的余神父表示,印象最深刻是「一九七二年有消息傳來,美國準備在五月十五日把沖繩(琉球)連同釣魚台列島一併交給日本。當時各間院校、民間保釣團體以及學聯、大專同學會、天主教大專聯會等等的同學都很激動,認為一定要阻止這件事發生」。余神父邊說邊望著天花板,三十六年前的學生運動仿如昨日,「終於學聯決定在五月十三日舉行大示威,先到中環愛丁堡廣場集合,然後遊行至美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

「神父,你一直同聯會的學生一起?」我問。

「是。從七一年十月在中環德忌笠街開始到七二年五月的大示威,我都有參與。」

「你支持這個運動?」

「因為是愛國運動,青年人應該有國家意識,應該愛國。」余神父肯定地說。

「聽說,當時有某些院校和團體表示猶疑。」我說。

「是的,因為有消息傳來說警務處不會批准這一次的行動,而且當日警察會對示威者採取行動。所以,我們開會開通宵,商量要不要參加,以及用什麼形式參加。」

結果呢?「結果是我們決定以個人名義參加五一三大示威。」

「神父,記得當時天主教大專聯會有哪些參與的同學?」

想了一下﹕「唔,有黃家鵬、趙國雄、湯鵬舉、彭章碩、戚廉明、梁顯明……。」

五月三十日,雖然當時的港督親自覆函拒絕學聯在愛丁堡廣場和平示威的申請,示威還是如期舉行,並結隊(二千多人)遊行沿紅棉道到美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

「當日我擔任的角色是翻譯。」神父顯得有點神氣。

「什麼?學生們不懂說英語嗎?」

「不是不懂,而是不願意說,不願意跟美國領事館的人直接對話。於是我做了傳譯。」

同年八月底,這位曾被稱為「左仔神父」的神父,給修會調派往菲律賓接受另一項工作。「正式成為耶穌會會士之前,我們必須矢發三個聖願,一是貞潔(獨身)、二是清貧、三是服從。所以,修會有任何措施都必須服從。」

余神父與香港的社運、學運,到此可說是告一段落。雖然一年後(一九七三年)他再被調派回港,但負責的卻是一些與學生無關的工作。對於那一段激情歲月,余神父的結論是:「我並不後悔,我認為我可以做得更好。」他略微停頓﹕「我應該再積極一點。」

趙國雄難忘余神父

目前是長江實業集團執行董事、被譽為「樓神」的趙國雄,當年是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官方刊物《曙暉》的總編輯,為了一九七二年八月余神父的離港,他為他出了一個特輯,標題是《一個母親中國的愛爾蘭人–余理謙神父》。「余神父是一個關心青年、關心社會、關心中國的傳教士,他出任聯會神師的時候,可以通宵與我們開會,給予意見,與我們共同進退。他是我們的良師益友。」趙國雄說。

儘管這些運動有成功的有失敗的,余神父仍然是那句話:這一連串社會運動的得益是喚醒了大家的社會意識,不再給當政者牽著鼻子走。■

(作者按: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是余神父晉鐸金禧的日子,當年各大專院校的一班朋友,正籌劃於九月二十八日在香港舉行慶祝會。有興趣出席聚會,請與本文作者李韡玲聯絡,截止報名日期為八月三十日,電郵:lingwl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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